曾经有人问，金庸的武侠小说，为什么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？

  要回答这个问题，首先要明白，什么是文学？

  文学包括一个主要部分，一个次要部分，一个再次要部分。

  主要部分，指的是文学作品的内涵，这又分为两种，一为哲理，二为纪实。

  次要部分，指的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，主题架构的设置、描写、形容、刻画等等。

  再次要部分，指的是这部作品中的趣味，通俗来讲就是内容是否有意思，是否吸引人。

  最早的文学作品只有哲理，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孙子兵法》等等，西方的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等等，这些文学全是以对话的形式，干巴巴的讲道理，什么仁义礼智信忠孝等等。

  随着这些哲理慢慢的普及到普通大众里，就出现了一些用来证实这些哲理的小故事和典故，如惊弓之鸟、张冠李戴、衣冠禽兽等等。这些小故事和典故，便是文学中最早出现的趣味。

  若是对普通人只讲礼议廉耻，难免枯燥乏味，只怕受者甚少，于是为了增加听众，便以带些趣味的小故事的形式做药引，来吸引大众，普及圣人之言。不但给大众带来了乐趣，还让他们明白了圣人的教诲。但不论任何故事，都一定是围绕着儒家圣学思想而转的，所以古代文人便有了“代圣人立言”之说。当然也有文人籍书批讽孔孟的，但仍然关联着圣人的哲理思想。

  后来随着文学商业的出现，为了使文学作品更加吸引读者观众，于是渐渐的作者们就把文学作品中的中心思想简单化，然后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，如此一来，其中哲理便淡化了，这便是为什么历史上传统文人一直将小说当成旁门左道，不入流的文学作品，甚至出现了一大批禁毁文学。

  下面再说文学的另一种价值，纪实。

  纪实又分两种，一种为史，指的是史书，《二十四史》等等，这些作品尽管既无哲理思想，也没什么趣味，但它们的价值在于以史为鉴。

  另一种是写实，运用文学手法来表现当时人们的生活、风俗、社会环境；歌颂英雄主义，好人好事；或揭露，所处社会的黑暗，如古代的《四大明著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聊斋志异》；近代的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、鲁迅作品、沈从文作品莫言作品等等。

  优质上乘文学是如何出现的？艺术来源于生活，但高于生活，文学家首先是个艺术家，优质作品多为写实的。有一句话叫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其实社会时代也一样，太平盛世都是相似的，动乱年代也是多种多样。战乱、灾荒、瘟疫。翻看古代的文学作品，大多都是不幸的。盛世之下没人吃饱了撑的，去硬想象着吃糠咽土的困苦，把那种滋味写出来。

  遍翻世界优秀文学作品，大多都是苦难年代，或社会黑暗时期，又或作者受过重大打击下的愤世之作。如，曹雪芹在家庭衰落之后，于贫困之中才创作《红楼梦》，吴敬梓久试不第后创作《儒林外史》，列夫托尔斯泰在沙俄的反动时期写出了《战争与和平》，索尔仁尼琴在流放时期创出《古拉格群岛》，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。正所谓盛世无佳作，乱世出大师，这些作者们以笔代剑，深刻、犀利、辛辣的揭露耳闻目见，以及亲身经历的种种不幸，愤毕生粹于一文，一抒胸臆。

  早先看过一篇文章，“一般说来，一个作家所体验到的人类苦难，总是以他个人的坎坷经历和艰苦磨难作为底子并从中升华起来的。感受了自己的苦难才能同情别人的苦难，体验了自己面对苦难的弱点才能怜悯别人的弱点。一个没有被现实的苦难深深伤害过的人可以当伟大的哲学家、历史学家、心理学家而不会成为作家，因为即使一位平庸的作家也是由造化的捉弄和折磨造就的，一位伟大作家几乎非得以心灵的巨大伤害和严重残缺为代价不可。”只有苦难才刻骨铭心，优质文学作品则是苦难之中，心灵创伤的升华。就好比蚌之所以能产万价的珍珠，其实是它的一种病而已，健康的蚌是不产珍珠的。有心理创伤的不一定是文学家，但文学家一定有一定的心理创伤。

  我们再看一下金庸的武侠创作之路：

  第一、武侠创作并非他的理想，他的理想是做外交官。

  第二、初次动笔写武侠是上级交给全的任务，他和梁羽生本来都是大公报的编辑，本来是梁羽生写的，梁后来不写了，主编便找金庸说小查你写吧，金庸说我能写好吗？老板说你看着写。

  第三、后来他创办明报，几乎破产，全靠他每天两千字连载的武侠来吸引读者。

  因此就创作动机而言，金庸与那些文学大师们相比，就差了十万八千里，实在有辱诺贝尔的在天之灵。

  本人是个文学爱好者，更是个武侠爱好者，也是个不折不扣的金迷，读过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，金庸十五部小说更是细读了个遍，在此先向金老爷子告罪，抖胆评一番他的作品。

  他的武侠小说趣味性，娱乐性绝对是一流的，不然不会拥有如此大的读者群，对其作品如醉如痴。他的文学功底，文学艺术手法也绝对是一流的，确实大师风范，但其书中所包含的哲理、意义，却是极度贫乏，而且他的某些思想观点还有待批判。

  如，深厚的佛学思想，大慈大悲，普度众生，民生大于国家，国家必将消亡。慕容复起兵复国，酿成兵灾是错的；满清只要让国民安居乐业就不必反清复明。乍一看是有理，小说中如此当然也无可厚非，只是拿到现实中，则是变相的人权高于主权。如今慕容鲜卑何在？满清统治中国又死了多少汉人？假如康熙没有扳倒鳌拜，满清又将如何统治中国？放在当今强权霸权世界之下，若国家不存，民生安在？

  还有冤冤相报何时了思想，说白了就是和稀泥，金庸小说中的大多数恶人都是善终的，如玄冥二老，丁春秋等等，许多坏人也都是过失死，如杨康，岳不群，大侠们奉行善恶之在一念之间，好人死也就死了，坏人也基本放过。古龙先生塑造的楚留香，倒是奉行没有人可以随便剥夺另一人的性命，哪出了命案，他便如007一般，定要明察暗访，查个水落石出，将凶犯绳之以法，交由法律裁决。

  韦小宝的诞生，则成为了网络小说从废柴到英雄创作模式的鼻祖。

  这些思想内涵不仅无法获得文学最高荣誉的诺贝尔文学奖，基本上连提名都不够资格。

  文学作品的价值并非一成不变，也受时间的影响，有些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如古董一般增值了，这是为什么？拿《红楼梦》来说，曹雪芹创作之初，只是以借喻的创作手法攻击当时封建社会的黑暗，出口闷气，仅此而已。然而几百年过去，就如毛主席说的，我们要把《红楼梦》当作史书去看，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，生活习惯，风俗环境等等。在当时是一部写实的作品，几百年之后，便又有了史书的价值。许多在古代看来平泛的文学作品，都可以从作者创作的时期，来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，经济情况，人文思想。

  但武侠小说的这种体裁形式，却永远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让后人来了解现代的史书价值。因为武侠小说必须要以古代为背景，现代人凭想象去写古代的故事。《唐传奇》可以说是武侠小说的鼻祖，尽管内容已不必深究，但它能流传下来的价值便是当代的人，以当时的背景创作出来的，后人可以作为史书去研究。金庸不论有多高的文学天才，也不可能写出当时的时代风貌来。反过来以古代为背景，来刻画当今社会，这又太荒谬了。

  时间也可以使文学的价值褪色蒙尘，仅靠趣味来吸引读者热情的作品，是很难承受时间的考验的。民国武侠创作大师，北派五大家还珠楼主、王度庐、宫白羽、郑证因、朱贞木的作品在当时也能让读者如痴如醉，现在却很难让人读得下去。一千年之后，四大名著还是四大名著，估计很少有人知道金庸是谁了。就拿近些年来说，若不是以金庸的作品拍的影视剧的出现，知道金庸这个名字的人，也已逐年减少了。

  诺贝尔文学奖是深究文学的主题内涵的奖项。若要评价文学优劣的话，打个比方：鲁迅作品、沈从文作品、莫言作品之类的正统文学是米饭、馒头；《四大名著》《战争与和平》是高级营养品、良药；而金庸作品只能算是瓜子、巧克力，尽管好吃但没营养，更不能当饭吃；至于现在的网络小说，则只能算是香烟了，尽管能快活上瘾，却是有害的。

  文学家们极少有读过金庸作品的，但《论语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《老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四大名著》、《战争与和平》之类，他们细读过决不止三遍，而且都是当作教科书去学习、研究，又能从该作品中衍生出数十部书来。世界各国领导人都跑过来见袁隆平，关注他的杂交水稻的同时，又在想方设法如何让本国人少吸烟，或禁止吸烟，如何让本国儿童少吃零食。这不是价值的不同，而是价值的高低。

  所以说金庸先生从他启笔的那一刻，便与诺贝尔奖永远的绝缘了。